来源：深几度    作者：吴俊宇

从收录机到电视机再到今天的智能音箱——各领风骚20年。

每个20年，收录机、电视机和智能音箱作为家庭场景的核心，引导着中国家庭家居中心的转移，见证了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

在这种变迁之中，我看到了集体主义的退潮和个人主义的崛起。

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汪民安在谈论80-90年代的中国时感慨：

在几十年前，我们既没有私密空间也没有公共空间。我们的私密空间就是公共空间。人们暴露了一切……城市中一家好几口人都睡在十几米的房间内，哪有什么私密空间？ 

然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芙呐喊“要自由，得先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在她看来，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这间房子不是丈夫买的，也不是父母送的，而是自己灵魂自由的小窝。

我再沿着汪民安的理论进一步延展——经济的发展不仅让都市中暂时独身的青年以及“两人小家庭”逐渐取代“大家族”，也催生了中国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崛起。

从“集体狂欢”到“个人精神”，家庭生活中心不断迁移，家庭信息的交流也经历了由“信息获取—分享”变为“信息挑选—获取—反馈”的过程。

换句话说，个人意识的觉醒让人们不再满足于纯粹获取讯息，发表观点、表达自我成了新的需求。

过去收录机、电视机这种“分享式”集体主义的家电设备逐渐淡出视野，而智能音箱这种允许表达需求、可以与使用者“交流”的、代表着个体崛起的设备正在渗透进生活之中。

智能音箱，正在杀死集体主义，带来个体崛起。

收录机中的集体骚动

80-90年代，收录机和大家族式家庭相伴而生，带来了广场式集体主义娱乐。

80、90年代，中国家庭中常见的家居设备是收录机、黑白电视机和单缸洗衣机。黑白电视机相对来说还算奢侈品，在“家族”或“村落”中处于“共享”的状态，还没有成为家庭中布局的核心。

当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还是“大家族”式的聚居，住宅结构都异常奇葩，电视机往往成为这一群体的核心，摆放的位置也是人群的聚集之地。

当时电视信号也没有那么好，它太过公共，甚至造就了某种公共文化空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夺冠》所展现的正是1984年中国女排夺冠的一幕。

上海弄堂里，只有小男孩东东家有电视机。为了让邻居们能够见证中国女排夺冠，电视被搬到了公共区域。

东东家的电视信号奇差，需要他爬到屋顶用手举信号杆，在他多次手抖导致电视出现雪花点后，上百户邻居各自从家中拿出了收录机，堆在一起，去听女排战况——因为这样声音才足够大，足以覆盖弄堂里的众生喧哗。

这一幕其实告诉我们，受制于技术，当时真正占据家庭中心设备位置的，其实还是收录机。

收录机物美价廉，可以随时移动，信号也比电视更好。睡觉时可以听，吃饭时可以听，做家务时也可以听，它只要声音够大，就能够被全家人听到。

农家大宅之中，整个家族可能围绕一台收录机知晓全国大事。中国城市家庭往往甚至不止一部收录机。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眼界不断拓展，极度渴望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大事的变化发展，获取信息在群体家庭结构中尤为重要。收录机和电视，就成为信息来源的重要或者唯一渠道。

也有不少家族、集体观念深厚的年轻人，把收录机当成社交工具，创造了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集体性娱乐。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手提收录机，到广场上跳disco，一度是城市里一道惹眼的风景。

有钱的青年人在舞厅，没钱的青年人在广场。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开头，巧巧和斌斌在舞厅里伴随音乐大跳disco，一股怀旧情绪便扑面而来。

收录机+disco，这是当年青年男女们最重要的先锋娱乐活动，舞步中叠加着骚动的时代气息。

电视机中的家庭博弈

21世纪初，电视机和三到五口的小家庭相伴相随，它在重建家庭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电视机、洗衣机、空调成了家庭标配，但是归根究底，家居中心转移到了电视机上。

2000年左右，商品房逐渐普及，中国家庭逐渐住进了小区，私密性开始受到重视。上十人的大家庭虽然已经土崩瓦解，然而家族观念浓厚，形成的还是3-5（2+1或2+2+1）口的小家庭。

客厅成了家庭的生活重心，电视作为重心中的重心，重组了家庭空间结构。随之改变的，是电视在家庭布局的变化——客厅是围绕着电视机展开布局的，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结构初步奠定。

仔细观察各家装修逻辑就会发现，当时现代家庭一般重心都是部署在电视机上面。沙发，餐桌，衣柜，以及墙上的饰物，都以电视机为中心而展开的关联。在部署家庭空间的时候，电视机的位置必须首先确定，其他家具和配件都和它保持特定的空间关系。

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当时一家三口或一家五口制中国家庭的生活娱乐模式。

你几乎可以回忆起，一家五口在下班、放学之后围绕着沙发、茶几或饭桌而坐，一边享用晚餐一边观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的场景。

晚八点之后的电视节目究竟要看什么？这背后其实充满了家庭权力关系的制衡，也为未来20年后个体崛起种下了“因”。

也许母亲的话语权较大，父亲和孩子也不得不观看《快乐大本营》——你换个角度再看，这背后其实是父亲对母亲的尊重和关爱，孩子在这种家庭长大，很可能因为父亲把遥控器让给母亲，便学会尊重女性。

也许父亲的话语权较大，母亲和孩子也得跟着看《东方时空》——你换个角度再想，孩子或许会因为伴随着观看《东方时空》种下想成为记者的梦，此后的成长路径可能会绕着这条路走。

也许爷爷奶奶占据了家庭绝对话语权，那么这个家庭最后恐怕都得看抗战神剧——这样家庭结构长大的孩子或许懂得尊重长辈，在公司中异常隐忍，愿意为工作倾尽全力。

总而言之，电视机的家庭博弈伴随在80后、90后的成长历程中，也催生出不同形态的小家庭文化。小家庭中的成员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信息获取和分享，开始有了交流和表达。占据家庭话语权的人，有最终裁判权。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意识已经萌芽，尽管可能只是“一家之主”，但确实透露出小家庭文化对交流的讯息有了挑选和加工的诉求。

小家庭中长大的一代人在随后的20年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即将带来另一片新的天地。

智能音箱里的个体崛起

今天，以智能音箱产品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快速地进驻到中国家庭的家居生活中，伴随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崛起，人工智能产品以更符合个体价值诉求的功能属性出现并开始呈现出了一些不可缺少的角色。

Canalys数据显示，百度旗下的小度智能音箱目前已经超越谷歌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音箱品牌，并且仍以极高的增速领跑全球。

IDC的报告提到，预计到2019年底，将有39%的智能家居设备配备语音助手。以小度为代表的中国智能音箱品牌，正在借助着巨大的家庭中控权交接过渡期抢占着巨大的市场红利。

随着移动互联网以及智能家居的扩张，人们的生活娱乐愈加丰富——手机、Pad以及冰箱、厨房的带屏设备使得电视存在感越来越低。

“屏幕”无处不在，电脑、手机可以解决大部分影音需求，随着智能家居设备演进，连冰箱和整体橱柜都开始带屏。繁忙的都市生活让人们已经没有太多精力在电视上浪费时间——电视甚至成了周末才可以享受的奢侈品。

作为和互联网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追求自由、彰显自我的90后开始迈向社会、组建家庭，不婚、丁克也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常态。

与此相对应的是，高昂的房价也让一家五口模式已经不再现实，中国都市家庭愈加原子化。

一对夫妻可能在一间两居室中分房住，他们各自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个独居青年可能占据了一间单身公寓。

最不济，合租房里还能退守十几平的独立空间。“客厅”空间被首先放弃，家庭生活重心由客厅逐渐转移到卧室。电视在家庭中地位削弱，家庭场景重新构建。

在两人或单人的生活模式下，只能单纯输出讯息的电视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交流和表达个人观点成了一个核心诉求。此时语音交互才是整个家庭设备中心，智能音箱成了承载语音交互的工具。

和收录机、电视机更多是“一对多”的内容输出模式不一样，智能音箱是一对一的对话交流，理想形态是私人定制智能助理——它充分展现了个体自由。

使用智能音箱的群体，其实往往是90后年轻人或小家庭。从百度指数之中也可以看出这点。20-29岁的90后年轻人是智能音箱的绝对使用主体，30-39岁的80后则是紧随其后。

在小度为代表的未来智能生活上，有屏智能音箱正在扮演着家庭中控角色——它可能将成为智能家居生活的中心。

智能家居生活具备“跨场景连接”能力，即家居中发生的交互数据，可以走出客厅，与比如驾驶场景（家里预约出发导航、家里时提醒外出），工作场景连接（闹钟上班、提前打开热水器等），生活场景连接（叫外卖、问医院等）。

这些场景其实和过去收录机时代、电视机时代的集体生活关系不大，更多关注自我。

你可以想象这样几个画面。一对夫妻各自在各自的房间中用自己的智能音箱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个独身青年则是在自己的房间中为自己定上明早上班签到闹钟。

即使是一家三口，也是让孩子独自在家中和智能音箱喃喃自语。我们很少再能见到一家三口围绕着电视机席地而坐的画面。更多的场景是，父母教会孩子如何使用带屏智能音箱后，让孩子自行学习探索，家长在远程看着手机“宏观调控”。

当场景被重新盘活，则意味着信息入口的商机出现。

这次机会，国内企业丝毫没有要拱手于国外巨头的意思。

百度、阿里、小米，目前国内智能音箱的三巨头正在迅猛发展自身的智能语音对话系统，作为国内头把交椅的小度助手，合作伙伴数量已经超过500家，小度助手可以控制的IoT智能家居设备已经超过了七千万，搭载小度助手的智能设备激活数量已达到4亿台（截止今年6月）。

天猫精灵和小爱同学，也在全力冲刺，亚马逊、谷歌，要想挑战中国前三，似乎短期内没有太大可能。

智能音箱的时代，中国家庭变得更多元化了，它不再像过去一样追求某种中心化的关系，而是更尊重个体、更尊重人——人可以有更多自由的空间。

任何时代个人价值的提升转变都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重构。

这一次个体红利是否可以成为人工智能科技腾飞的驱动力，要看巨头们能否在服务体验和商业模式构建之间找到准确的位置。